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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法起始篇

    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,并当面指责宋神宗“陛下求治太急、听言太广、进人太锐”赵顼悚然惊曰“卿三言,朕当熟思之”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,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!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,王安石坚决反对,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。

    6月22日,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。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,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。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“女中尧舜”英宗老婆、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,而是次子、岐王赵颢,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,形影不离的程度。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,不赶到外面去住。

    她犯天条了!真是公公(仁宗)死得早、丈夫(英宗)死得早、婆婆兼姨妈(曹氏)脾气好,惯得她无法无天。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: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、外加一个皇太子,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。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、甚至赶到外地去住,越远越好!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!

    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,她的喜好、她的意志,比国家安危都重要!这在以后成了事实,以此类推,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!

    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,她却勃然大怒,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!神宗没办法,孝子是要听话的,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。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,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:章辟光没任何错误,不必处理!

    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,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!平心而论:王安石错了吗?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。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?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?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。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“慢上无礼、好名欲进、要君取名、用情罔公、徇私报怨、怙势招权、专威害政、凌铄同列、朋比为jian、动摇天下”大得吓死人的罪名,更说王安石“大jian似忠、大诈似信、外示朴野、中藏jian诈…”

    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,保住了王安石、罢免了吕诲。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。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、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,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。

    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、赶走吕诲,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。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,足以让他睥睨天下,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。但这时不行,没人服他。

    本月,大辽北院枢密使、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。四方军旅之事,由乙辛便宜从事。契丹谚语“宁违敕旨。无违魏王白帖子”

    7月17日,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,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,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,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。可郁闷的是,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

    均输法出台!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,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,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——农业。

    时机没到。绝不去动最敏感、最基础的东西。

    均输法属于商业,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。我们都知道: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。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,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,才能把它养胖。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。

    开封城也是这样,为了繁荣它,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,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、浙、江、湖等6路漕运。把南方的柴、米、茶、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。可时间长了,就显出了它的弊端。

    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,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、运送东西。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。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,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,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。行!大笔一挥,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。

    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,很多时候,这地方没这产品、任务却来了;那地方有这东西、却烂在当地不要。浪费吧?别急!还有更浪费的!

    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,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、手不粘钱的“君子”,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?于是京城里急需的,往往运不上来。京城里积压的,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。长此以往,供需脱节,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。

    针对于此,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。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、各地都出产什么,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、用什么价钱、买什么东西,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,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,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。

    而同时,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,没动官员、百姓们的半分税收,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。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,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——薛向。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、陕西转运副使,理财绝对是把好手。

    薛向上任后,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、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,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。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。

    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,就由刘琦、钱顗等御史发起。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、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。

    之后出场的是苏轼、苏辙兄弟。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,要明白其中奥妙,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:均输法出台前,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,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?为什么?

    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、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,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——商业。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,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!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!

    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,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、周边的流通。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,跟国家不发生关系。

    联系到苏轼的话,就是“自均输法实行,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”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,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。而商人们不敢动,就是均输法的成功。

    有人要说:这不是垄断吗?打击自由竞争?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,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!也对也不对。因自由竞争、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,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。在宋朝,不管商业怎样发达,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。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。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,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?

    两苏之后,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。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,一生总在变法、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,秋千打得很有水平。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,而10多年后,他的表现恰好相反…

    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,是知谏院。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。在他看来,新党无事生非。所谓的富国之法,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,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,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…

    12日。范纯仁被罢知谏院,贬出京城,到外地反省。

    16日,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出任河南府推官。

    还有冯京、谢景温、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,理由千篇一律,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。法术不正。不知所谓“秩序”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?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?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!

    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,当着国家公务员,拿着赵家发的工资,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,这世上还有天理吗?没别的,一个一个的驳斥、赶走,都一边凉快反省去!

    截止到这,还只是些小打小闹,均输法实行后,富弼、司马光、韩琦、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、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。也许他们还在观望、在思考…

    另一边,宋神宗、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、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,把均输法推广全国,让每一路都做起来!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,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,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。

    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“变法的事,缓变会有利,急做害处多。大家要集思广议,慢慢来”

    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,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——农业。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!一个处理不当,就会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,甚至改朝换代!有多少次改朝换代,都是因农业垮了,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,当了暴民!

    这项新法名叫“青苗法”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,甚至于成了这场“王安石变法”的代名词…

    说青苗法,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,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“常平仓法”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,从哪一点上说,都没半点害处。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,当丰收时,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、防止谷贱伤农。当灾年出现时,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,让人民能吃上饭。

    注意它的性质:完全是不盈利型的,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。那么问题出现:既这样好,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,去实行青苗法呢?

    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——世上没坏事、只有坏人。无论多好的政策,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。历朝历代,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,虽有些奖惩条例,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。常平仓法再好,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: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,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,和jian商们勾结,在灾年时以屯积、提价等手段卖出,发的不是国难财,是人命财。同时作为农民来说,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,种子粮又怎会剩下?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。(未完待续。。)